明朝兴衰历程不仅仅是军事与政治的博弈，更深层的原因则隐藏在货币制度的起伏与财政改革的成败之中。从最初对纸币的尝试与滥用引发的通货膨胀，到后来张居正力推一条鞭法试图挽救危局，明朝的经济实践犹如一面镜子，揭示这些决策如何深刻影响一个王朝的命运。本文经出版社授权，摘编自《危机、改革与崩溃》，有删节。
原文作者｜于晓华
《危机、改革与崩溃》
作者:于晓华
版本:中信出版社
2025年3月
成也纸钞，败也纸钞
货币是经济体系的血液，决定国家的兴衰更替。滥发纸币的长期后果是通货膨胀，这是常识。
展开剩余93%纸币诞生于宋朝，元朝由于滥发纸币，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，纸币失去信用，税收减少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。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，自然知道纸币滥发的危害。但明朝仍仿照前朝继续使用纸币，并且严格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使用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可以借此加强对民间经济的控制；另一方面是因为白银在元朝被政府大量掠夺，运送到中亚和西亚，用于与鞑靼人和波斯人的交易，因此白银在中国的现实交易中存量不足，不能支撑起整个交易体系。由于金、银、铜等贵金属的匮乏，朱元璋只好继承前朝的实际操作，发行大明宝钞，辅以铜钱。当时国内也铸造铜钱，一年大概铸造1.9亿文左右，数量有限。按照官方统计，明朝人口基本稳定在6 000万左右，也就相当于每人3文，就流通而言，是完全不够的。
朱元璋知道滥发纸币会带来通货膨胀，导致实际税收减少，以及宗室和官僚集团生活水平下降，进而影响王朝的稳定。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，朱元璋采取了几条配套措施：第一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，没有硬通货，就消除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危险；第二，国家的税收形式主要为粮食和绢等实物，避免了通货膨胀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影响；第三，用纸钞支付官员薪俸等，对政府和官员形成抑制通货膨胀的激励机制。
明朝刚刚建立，内外不稳，仍需用兵。而刚刚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社会，经济落后，财力非常有限。明朝初年，为了稳定政权，朱元璋发动了西征和多次北伐，这需要大量经费。由于白银和铜币等硬通货不足，税收收入也非常有限，他无奈之下还是增加了纸钞的发行，用来补充财政收入，这果然引发了通货膨胀。
电视剧《洪武大案》剧照。
到了朱棣时代，由于他是通过政变夺取侄子皇位的，所以他上位后为了展现自己的文韬武略，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战略，多次御驾亲征，带领几十万大军北征蒙古草原，南征安南。同时，朱棣还斥巨资制造大型海舶，让太监郑和带领庞大的舰队六下西洋，对内还建造了宏伟壮观的北京紫禁城。这些行动都要消耗大量资金。明朝作为一个农业国家，又经过多年的内战，税收资源非常有限，因此这些支出还是只能靠发行钞票来应对。1402—1424年，明成祖一朝的通货膨胀尤其严重。
彭信威的《中国货币史》比较了大明宝钞和白银之间的价格比。按照官方价格，1376年比率是1，到1397年，比率已经下降到了约0.071，宝钞的价格贬值到了原有价格的约1/13。到了1426年，每贯只值0.002 5两。50年间宝钞贬值到了原来的1/400，反过来说就是物价是原来的400倍。如果以民间价格计算，通货膨胀更加严重。到了1477年，官价比率为0.005，而民间的比率为0.000 45，官价是民间价格的11倍多。
宝钞滥发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而货币价值和政府的信用是挂钩的。货币的大幅贬值必然伴随政府信用的降低，危害王朝的统治。尽管政府表面上还是禁止金银流通，但纸币的通货膨胀过于严重，白银的价值比较稳定，因此白银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喜爱，在现实中更多地流通。这反映了我们熟悉的“金银天然不是货币，但货币天然是金银”。
为了维护王朝政府和皇帝的信誉，顺应白银日趋流通的现实，朱棣改变了朱元璋的政策，加大力度开采银矿，在陕西、湖广、贵州、四川、福建、云南、浙江等多处开新矿，增加银产量。慢慢地，在实际流通中，越来越多的交易以银来完成。明英宗即位后，采纳了田赋税收把米麦折银的建议，也就顺势废除了禁止金银流通的法令。合法化之后，银的流通范围就扩大了。尽管官方仍然承认纸钞的合法性，但是纸钞相对银子不断贬值，民间交易基本不再使用纸钞，只有官员俸禄还是按照市价折钞支付。1506—1521年，政府也不再印制新的纸钞，纸钞基本不再流通。
官员俸禄沿用纸钞支付，但随着纸钞购买力的不断下降，特权阶级苦不堪言（表4.5）。1380年（洪武年间中期），官员俸禄都是发米。一品大员每月可以得到约116公石大米，到了1433年，部分俸禄改搭宝钞，于是收入急剧下降，实际购买力只有约46公石大米了。到了1444年（正统年间），搭配的宝钞比例更高，实际只值约35公石，到了1471年时就只有21公石了。二品官员只有约15公石，三品及三品以下收入都在10公石以下。低阶官员搭配宝钞比例较低，是由于他们本身收入就低，如果仅依靠合法的收入，生活难以为继。
通货膨胀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国家实际财政的收入下降。除了米、麦、绢等实物税收（不受通货膨胀影响），明朝还有部分基于纸钞的税收，这给王朝的财政提供了流动性。这部分收入名义上有所上升，按照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1393年明朝钱钞收入为4.3万锭，到了1502年，钱钞收入增加到7.82万锭，1578年钱钞收入为8.15万锭。但是考虑到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纸钞贬值严重，到万历时期，纸钞收入的价值只相当于白银几千两，对于王朝庞大的财政需求只是九牛一毛。从流动性的角度讲，明朝的财政陷入巨大危机，不改革财政体制，王朝可能会在一瞬间崩溃。这可能就是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根本原因。
16世纪初，正德皇帝停止发行宝钞，开始全面以金银和铜钱硬通货作为流通货币。此时，世界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荷兰人、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都陆续抵达东亚，开始和中国、日本进行贸易。中国出口大量陶瓷、丝绸、茶叶和香料等物品，大量白银从日本和南美流入中国，大幅促进了国内货币的流通，刺激了经济的繁荣，这就是万历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它也支撑了一条鞭法改革。
尽管有大量白银流入，但在整个16世纪，米价相当稳定（如果用白银来衡量），没有发生显著的价格上涨。直到进入17世纪，在明朝崩溃的前夕，整个社会兵荒马乱，经济危机、政治危机、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全面爆发，粮食供给不足时，粮食的价格才上涨。
在王朝灭亡的前夕，由于军费支出数额庞大，财政收入不足。可怜的崇祯皇帝又想起了发行纸钞。可是，百姓已经经历过多次纸钞贬值，在有大量白银流通的情况下，谁还会傻乎乎地使用纸钞呢？最后这个提案也就不了了之。
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剧照。
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
隆庆皇帝于1572年去世，他年仅10岁的儿子朱翊钧即位，这就是神宗皇帝，年号万历。大明王朝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，官僚主义盛行，腐败或深或浅地侵蚀了王朝的每一寸肌肤，王朝犹如一个迟暮的老人，痼疾缠身。儿童皇帝朱翊钧能让这个王朝焕发新生吗?
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废除了丞相，强化皇权。遇到儿童皇帝，这种体制就容易出现权力真空问题。不过，明朝从朱棣开始就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设立了内阁大学士，这个职位慢慢从皇帝的秘书演变为皇帝决策的参与者。到了明英宗在位期间，首席内阁大学士出现，俗称“首辅大臣”,该官员实际上承担了丞相的职责，只是没有丞相之名。儿童皇帝继位在明朝也不止一次，明英宗第一次登基时也只有9岁，依靠太皇太后张氏和“三杨”辅政，政治平稳，经济发展顺利。
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，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获得了摄政的皇帝生母李太后(权倾天下的李太后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具体姓名)的信任,在秉笔太监、东厂提督冯保的帮助下，他又很快获得了首辅大臣的位置，全面掌控朝政直到1582年去世。上天给了张居正10年时间，也给了迟暮的明朝10年时间来延续国祚。张居正通过改革为晚明带来了昙花一现的万历中兴。
到了万历年间，明朝最大的问题还是财政。只要有钱，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，这句话对任何封建王朝来说都是正确的。朱元璋开国时设立了薄赋轻徭的原则，而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，此举限制了财政收入。到了晚明，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，从百姓到豪强地主都想出了各种逃税办法，王朝的各种统计数据都充满了水分，比如朱元璋开国时要求准确登记土地和人口等信息以用于税赋征收，而记数的黄册到此时已经充满了假数据，很多地区出现了大量百岁以上老人。
电视剧《万历首辅张居正》剧照。
明朝律令按照儒家礼教制定，对社会阶层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，富贵贫贱和职业分类非常明确，阶层和职业跨越非常困难。作为社会精英的官绅阶层，享有免税的特权。明朝成立之初，皇帝把很多土地赐给王公大臣，以地租充当他们的俸禄。这些土地被记载在金册上，王公大臣享受不与民田一体当差，免除税粮和徭役的特权。1368—1398年(洪武年间),朱元璋进一步扩大了官员的优待面，现任官员全家“悉免其徭役”,退休的官员也享受终身免役的特权，生员(习惯上所谓“秀才”)除了自身还免除户内二丁徭役。这个制度到了明朝中期以后，演化为“论品免粮”或“论品免田”。比如在1573—1575年(万历年初),京官一品可以免田1万亩，以下递减，到了八品可以免田2700亩，京外官员免半，退休官员免除本品的六成，未仕乡绅优免最高达3350亩，生员和监生优免80亩。
明朝的徭役负担非常重，尤其是地方上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务，使得百姓疲惫不堪。在这样的优免制度下，普通百姓为了避免沉重的徭役，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官绅家族，成为这些家族的仆人或长工，这就是所谓的投献。获得投献的朝廷大官还可以通过奏请皇帝钦赐土地，把这些土地算入金册，从而免除税粮和劳役。
这就是经济学中的“眼镜蛇定律”:只要国家设定一个制度激励，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谋利，从而有可能让一个当初有良好目的的制度设计走向反面。投献的结果就是国家失去了对人口和税赋的控制。土地兼并严重，百姓更加贫穷，国家税收减少，“私家日富，公室日贫，国匮民穷”。从政治角度来看，投献长期存在，国家的命运就被少数大地主兼大官僚的一个阶级集团控制，晚明东林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。
朱元璋已经预见到了投献的发生和对国家治理的伤害。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“凡民间赋税，自有常额，诸人不得于诸王、驸马、功勋、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、山场、窑冶，遗害于民，违者治罪。”1372年朱元璋戒勃功臣的铁榜中也严禁投献，规定“凡公侯之家，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，已有名额，报籍在官，敢有私托门下，影蔽差徭者，斩”。《大明律》中更是详细规定：“若将互争不明田产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，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，与者、受者各杖一百，徒三年。”
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多位皇帝下旨强调防止投献。但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下，严刑峻法并不能阻挡投献风潮。官绅之家接受投献后，地产规模扩大，不承担税负；而投献之人虽然失去了土地所有权，但基本还是耕种原来的土地，收入可能略微下降，但是不用再承受繁重的地赋和徭役。对投献双方来说，这是一种合谋对付国家繁重徭役的手段。据统计，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拥有二十多万亩田地，很大一部分就源于投献。
综上，由于对官绅特权阶层的税赋优免制度设计不合理，普通百姓为减轻徭役而投献，导致了土地兼并，进一步缩减了国家税源。国家为了维持税收，只能对普通百姓继续加税，从而逼迫更多的普通百姓加入投献的队伍。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第六十一卷写道：“豪强兼并，赋役不均，花分诡寄，偏累小民。”
到了明朝晚期，财政支出不断膨胀，到处都需要钱，到处都缺钱。首先，经过两百年的发展，宗室人口增加，生活更加奢靡，支出必然不断扩大。万历皇帝为了修建定陵，耗银800余万两，这相当于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。其次，到了中后期，政治腐败，豪强欺压百姓，农民起义不断。而军队也被腐败侵蚀，军饷不足，加上边关战火不断，更需要大量军事支出。
《大明会典》书影。
1521—1590年，大体跨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，太仓银两收支严重不平衡，每年缺口至少达100万两白银，多的时候则超过400万两。黄仁宇对中晚明的太仓做了一个估计(表5.2),我们可以看出，明朝中央政府的收入一半依靠盐课，而正赋折银只有25万两，这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财政收入不足，国家统治的制度基础已动摇，明朝的赋税制度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。这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背景。
张居正是一个非常聪明、勤勉和认真的人，事必躬亲。他通过掌控内廷、吏部、户部、御史以及部分地方官僚，以高压的办法实行改革，解决财政危机。基于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他的主要政策包括三条：(1)实行考成法，整顿官风；(2)裁减冗员，减少支出；(3)一条鞭法改革，增加财政收入。
首先，考成法要求对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。一般京官六年一考，地方官三年一考。张居正尤其注重考察地方官征税的情况。朝廷于1576年发布规定，地方官员未能完成税收任务的八成，就会被停俸；未能完成任务的九成，且不能征收往年欠税的二成的，也要受罚；如果侵占税款，那更要接受刑罚。于是很快，地方官风大变。
其次，裁减冗员，削减预算。政府都有扩大官员编制的内在冲动。张居正裁减政府冗员，优化军事力量，减少军事支出以及皇室的开支。但可能也是因为他削减皇室开支，得罪了很多权贵，死后没能免于清算。
最后，实行“丈田均亩，一条鞭法”改革。这是重要的财政开源之举。1581年，他在福建首先试点丈量田亩，随后正式向全国推行。主要的内容包括：(1)把各种赋役合并成一条，简化了税则和征收手续，减少了豪强和贪官徇私舞弊、征收各种附加税役的机会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；(2)将传统的按照人丁户口征派的徭役改为“量地计丁”,部分徭役摊入田亩，减少了无地或少地人民的负担；(3)赋役改为征银，明朝开国后采取直接征收各种实物为税的制度，而运送粮食等实物去京师太仓成本高昂，把税收货币化，政府可以直接雇人，方便取消力差。
张居正的改革效果很明显。清丈土地确实发现了很多隐瞒的田亩；量地计丁减轻了无地和少地人民的负担；货币化税负，国家税收显著增加，且减少了很多交易成本。财政短缺问题在改革后很快得到了解决，收入每年超过400万两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，张居正“力筹富国，太仓粟可支十年，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”。
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
作者: (美)黄仁宇
版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2015年8月
一个良好政策的实施需要时机。其实在1530年，大学士桂萼就提出了一条鞭法的思想，后来一些地方官也小范围试验过。到了1572年，张居正掌握了政权，通过和摄政的李太后、大太监冯保等高层的政治结盟，才有能力推动这项改革，而且王朝也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前文提过的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，中国扩大对外贸易，从欧洲、南美以及日本流入了大量的白银，为税收货币化奠定了基础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所有条件在这个时候都出现了，给了明朝一次改革自救的机会。
可惜，张居正在一条鞭法改革全面推开一年后(1582年)就去世了。仅仅过了半年，1583年，20岁刚出头的万历皇帝亲临朝政，他决定清除张居正的政治盟友大太监冯保，下诏剥夺了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，查抄张家。
至于皇帝为什么要对张居正进行死后清算，这是历史之谜，其中当然有张居正政治对手江西道御史李植等人举报的原因，但是决定权在皇帝本人。当然，皇帝开始亲政，需要清除张居正的势力，这可以算是一个理由；作为老师的张居正对年幼的皇帝非常严格，在后者幼小的心灵种下不满的种子，也是一种可能。
一条鞭法改革，无论是否合适，晚明财政收入大幅增加都是不争的事实。只要收入增加，就会产生收入分配的变化，多缴税的人对制度自然是不满的。一条鞭法使得税收体制更加透明公正，普通百姓(尤其是无地百姓)的负担没有增加多少，那这部分增加的税收就主要由权贵来承担，这些人必然对改革不满，也对张居正不满。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是必然的事情，而且改革已经基本成功，这时清算张居正恰恰能够收买那些对改革不满的群体。张居正生前极尽荣华，死后被清算，也是前朝忽必烈时期三大奸臣(阿合马、卢世荣、桑哥)的翻版。任何试图增加财政收入，从权贵那里虎口夺食的人，下场都不会太好。
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。他解决了王朝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。万历皇帝到1620年才去世，在位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在他死后仅仅24年，明朝就灭亡了。
之后的清朝也继承了一条鞭法，并在入关后严格执行，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收入，在中原大地上站稳了脚跟。到了康熙和雍正年间，一条鞭法更是发展为摊丁入亩，带来了康乾盛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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